采访时间：2021年7月8日
初稿时间：2021年12月18日
定稿时间：2022年12月2日
采访地点：《科尔沁记忆》拍摄现场
人物介绍：姜国祥，东姜村村民。在东姜村成立100周年之际，姜国祥将东姜村解放前后的变迁，编撰成《东姜往事》这本书册，全书共23章，近8万字。无偿地赠送给广大的党员、干部和村民，让人民群众了解自己的家乡，在全镇引起强烈反响，掀起一股读书“热”。
姜国祥(左)接受科尔沁区图书馆副馆长王艳萍(右)采访（图1）
王艳萍：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1年7月8日，这里是科尔沁区图书馆“百年大党·百年家史”科尔沁全民阅读分享会的录制现场。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是科尔沁区清河镇东姜家窝堡村(以下简称东姜村)村民姜国祥。姜老您好，非常感谢您能参与我们的活动，并接受采访。
一、勤勉务实
王艳萍：首先请您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好吗？
姜国祥：好。我是在1948年出生在清河镇东姜村，原来我们的老家是辽宁省新金县。1931年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，那时候民不聊生，我父亲就逃荒到通辽，在通辽市最大的买卖家扛活。经过几年的扛活，就挣了一些钱，于1943年搬到东姜村。那时候家里挣了一些钱，买了225亩地，当时经营这些土地，雇用了两个人。结果到1947年土改，我们家被定为地主身份。我是1948年6月26日生人，我1956年就开始上小学，1962年考入通辽县木里图中学，1965年初中毕业。在当时，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好，政审没合格。其实我在学校表现各方面也都挺好，是品学兼优的一个学生。我就报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。1965年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刘玉山同志，他对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行耐心教育，让我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员，配合当时的十几名知识青年。我们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，田间地头，一直到“文革”之后。1975年后我做了几年代课老师，当时没有批准我转为民办老师，所以我一直在生产队参加劳动。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生产队进行改革，我们清河乡东姜村在1982年分产到户。当时我受到了大队的委派和群众的选举当选为生活队的副队长。当时我们村各方面生产条件做得比较好，分红比一般的生产队高一些。我们最高的时候能达到一个劳动日1.7元钱。后来1985年，生产队成立乡办企业，我被任命为清河镇牛厂厂长。经营三年以后，由于效益不是那么太好，然后就停下了。我后来一直做蔬菜经营。
到今天为止，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56年。在这56年中，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，没有犯太大的错误。所以说我没有由于出身不好，受到什么挫折。我今年74岁了，仍然经营60亩地，在党的惠农政策指引下发家致富。
东姜村（图2）
另外，我的家庭情况。我兄妹七人，有四个在城里。我的两个姐夫是志愿军战士、解放军战士。我哥哥也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他退休时是库伦旗交通局副局长，今年已经85岁了。虽然我们家出身不好，但是我们家也有五名共产党员，他们表现都挺好。感谢党这些年对我的关怀。
王艳萍：您当时教书教的什么？
姜国祥：当时我同学是新乡小学校长，来找我，让我去新乡教课。结果大队没同意，然后我给东姜教了一年，代课。
王艳萍：教什么？
姜国祥：教语文、数学。
二、新中国成立前的东姜村
王艳萍：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新中国成立前东姜村的发展历史。
姜国祥：好。几年前我就走访了一位在东姜出生的老人，将近百岁，现在他已经去世了。这个第一手材料只有他知道。他叫刘香甫，1920年的，他是通辽市的一个买卖人。
当时这边都是大荒地，谁占下开荒就归谁。我们东姜这一带占了一千多亩地，结果就引来三户，老赵家、老董家、老宋家。是这三户暂时把东姜村建立起来了。当时战乱，辽宁、山东、河南的难民不断涌向通辽，因为地多。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种地，把租子交给地主，所以就靠这个生活。
1946年时已经发展到三百来口人了。据他说是310口人左右。当时正赶上辽沈战役，解放东北，国民党和解放军在四平、锦州这一带打仗。所以当时共产党已经派地下工作队进行土地改革。当时进驻我们这的工作队是通辽市吕明仁烈士的妻子，她叫丁修。据当时的人讲，她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革命战士，能文能武，手使双枪。所以在清河这一带，她土改进行得很顺利。地主的土地，东姜有三家，一个是老赵家，一个是我们家，一个是老汪家，还有刘香甫的土地全部分掉给农民。当时选举李德珍作为农会的会长，他的爱人师桂琴是一个秘密党员。当时入党是不公开的。他们组织这些农会的干部进行土地改革，把地主的土地和衣服、财产都给老百姓分了。两三个月以后国民党又返回来，配合当地的地主武装又把农会的权夺回了。当时就把农会会长李德珍等人抓起来了，严刑拷打。但是共产党人李德珍会长坚贞不屈。他是一个敢说敢干的农会干部。
李德珍（图3）
师桂琴(右)，中共党员，1946年入党，土改中担任农会妇联主任。1950年担任东姜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1954年调入东北门居委会任主任。在四十多年居委会工作中，获得各种荣誉证书近百个，多次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（图4）
两个月以后共产党解放军又打回来了，之后又重新建立起农会。这时候东北已经基本上解放了。当时刚解放，土地刚分完以后，由于经济上困难，李德珍组织一伙人去辽宁拉脚①挣点钱。当时农会也没有什么资金来源，他们也不挣钱，一心一意给老百姓办事。去了两三个月之后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企图夺取政权，把农会重新组织起来，把会长李德珍排斥在外。等两个月后李德珍回来，进院之后就把李德珍绑起来了，吊到农会屋里锅梁上严刑拷打，诬蔑他贪污腐败。结果李德珍宁死不屈。消息传到大德泉区工作队。当时咱们大德泉区的区委书记叫孙哲。他带队来了，来了以后一进院，见当时的情景，就要把人放了，要进行调查。结果因为这伙人是假农会，所以当时在历史上这一段就是清算与反清算。最终经过工作队这些人的努力，政权又重新回到了真正的农会手中。当时共产党员李德珍和师桂琴他俩是一家子，对党认认真真工作，率领老百姓进行土地改革，把土地又重新分给农民。
1947年6月，有一股解放军的蒙古骑兵三十多人，开到东姜村驻扎。当时这些解放军不住老百姓屋，在柴火垛外面住，住了三天。三天以后，其中一个战士死在柴火垛里了。李德珍会长就组织农会的人把这个战士给埋了。骑兵走以后，1947年6月，震惊中外的通辽地区鼠疫暴发了。以李德珍为首的农会干部，天天组织人，6月到10月，就这四个月，天天人死了以后拉架子用马往外拉，拉到村西的地里埋。当时的情况非常恶劣，因为没有药，就坐家里等死。当时一天有时候四五个人死，有一个姓霍的老头，上午拉别人，下午他就死了。所以这闹得人心惶惶，有些人就不敢拉了。李德珍就号召他父亲李如昌老人还有黄金荣几位老人坚持，连农会干部，天天不干别的，就把死人拉到野外去埋葬。经过四个月吧，到1947年10月，基本结束了。当时一清点，有五户全家死掉了。我反复地核查，一共是129人。唯一现在能记得最清楚的，就是我们村有一个86岁的马有田，他当时12岁，也感染上了，但是没有死。过了几个月之后，集中把散埋的尸体全部挪到其他沟子，挖一个三四米的大坑，把这些尸体全埋在一起，撒上白灰。现在留下来的大人小孩都知道万人坑，但是具体什么情况有些年轻人也不知道。所以说，我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个数字写下来给大伙儿看一看。
解放前这一段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个人，他叫张永，他也是一个农会干部。当时东北有个军阀叫吴督军，具体名字我也记不清了，但是我就听老人讲，他的侄女就嫁到吴家。这个吴督军就在我们东姜给他侄女买下400亩地。这个侄女结婚两年之后得病死了，死后把坟埋在我们家正南一里地，村西头正南。因为当时富人家都有陪葬，有不少金银财宝什么的，埋完之后就让张永他父亲，老张头给看，在坟外面盖个房子。张老头死了以后，那个墓让人盗了一回。我的书里也写了详细情况。最后他这两代人给那小姐看了四年坟。最后解放了，穷苦的农民得到翻身了，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解放前的情况就是这些。
三、《东姜往事》
王艳萍：姜老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您的生涯中，最让您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是什么？
姜国祥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。外派的书记跟当时的共产党员真像毛主席那时候说的，确实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，跟老百姓同甘共苦。党员在老百姓的脑瓜里特别形象。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？他们太伟大了。真是像毛主席说的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尤其三年困难时期，那是1959年、1960年、1961年，当时吃太成问题了，我亲身体验了吃糠，米糠，还有苞米叶子熬的淀粉，地里的野菜成为当时我们最好的食物。粮食吃不到，就是发米糠。粮食当时有时候还要往上交，支援国家。一天可能有半斤粮。当时外派一个书记，他就是起早贪黑带领几个党员千方百计地找吃的。地里旱了以后把这个苗铲掉，铲掉以后种菜，好过冬。要不你这一冬天吃什么？到春天好了，春天我们的榆树叶撸了以后可以吃。我吃过的，现在想起来还挺好。让我刻骨铭心的是，为什么老百姓一点怨言没有，对这个党？当时困难了，但是没有怨言，哪有告状的。尤其这些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太高大了。那三年，我那时候十一二岁，这就是亲身经历。
另外，这些人带领老一辈农民，按照毛主席的“八字宪法”，把农业改天换地。1961年，29岁的刘玉山调到东姜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。这个人从小参加儿童团，土改的时候，25岁的他开始当书记。他来以后无论是党风、民风都抓得最好，在我印象当中。在我们家南边有一个南小坨，南小坨两面有400亩盐碱地，当时根本不打粮，种菜长100斤都不到。刘玉山带领党员，带领老百姓，经过三年的苦干，把这400亩地改成现在的高标准试验田了，如今产量都在2000斤左右，都是苞米。
那时候清河的书记是王林书记。这个书记给我们清河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。他是像焦裕禄似的干部，经常下去搞调研，了解民情。所以说在老百姓心中他的形象特别高大。我纳闷，为什么几十年想着他，越想着他越伟大，说人哪没有缺点呢？但是在他们身上，我真没看到缺点。我们清河这一带，当时由于抓清河这个点，我们东姜村在当时各方面，无论民风、村风，还是从经济产量上，在清河都是第一的。所以当时就提出来了通辽县“远学大寨，近学东姜”。确实，这些共产党员干的这些事情，老百姓现在提起来还刻骨铭心。他们的作用太大了。
另外那些党员，包括李诚，还有抗美援朝的任福生，他们回来以后轮流当书记。那些书记两袖清风，乡里来干部，不管谁来，开会都是有什么说什么。当时的干部就是这样，人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，以社为家。任福生是属于抗战老兵，他没有文化，1961年上级安排他到东姜来经营果子园。他经营这个后，公家的东西谁也不能动，所以说在当时真的是模范共产党员。
刘玉山(1932—2008年)，中共党员。1961年，29岁的刘玉山担任东姜村党支部书记，一直到1975年调入清河乡任乡党委副书记（图5）
这些党员，我都非常佩服。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部长杨利民还到这来慰问他。任福生这个人我在书中特意写到他，真是像毛主席说的，就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“务必”，确实是这样。这些共产党员带领群众战天斗地，取得现在这样大好的局面。就像栽树似的，没人栽树能乘凉吗？所以，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我印象最深就是这些党员。
这批党员里现在只有一个89岁的老党员活着。我把书拿给这位89岁的老党员一看，他就哭了。我经常劳动，也不打草稿，就利用劳动休息的时间在地里、在手机上写。我就想把东姜的优秀共产党员事迹通过我的书让大家看一看。
王艳萍：您这一边干农活，一边写书的精神确实挺难得。
姜国祥：没有打草稿，我这全用手机写，边写边劳动。这边浇地，我就写一段给他发过去，我让我的同学、我的朋友看一看。我说给我指导指导。你看我干了五十多年活，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，所以我就写了这点东西。大伙儿的反应还挺好，有不少人来，还有拿钱来的。我说一分钱不能要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、同学、老师，在东姜的大伙儿赞助去印的小册子。所以说，来了以后我基本上都满足大伙儿的要求了。基本上反应挺好，有些事件，我都找当事人反复核实，我是以最真实的态度去写，有一点虚假的东西我都是不允许的，我秉持这个态度。
我们东姜这些年村风搞得好，我记忆当中，1965年之前，只有一个犯罪的。书记刘玉山对自己要求也严格，不管亲戚朋友，谁犯错误当时就处理，所以被他批评的人现在都赞成他、怀念他。这个人已经去世了，我写的是他是“中流砥柱”。
王艳萍：是什么让您有写《东姜往事》这本书的想法？
姜国祥：本身吧，我出身地主家庭，过去也有很多想法，自己总觉得本应该能考个大学，结果赶上文化大革命了。我最后走上农业的道路，经过这些年，我就总想东姜有这些人，东姜有这些可以写的东西。我想把《东姜往事》打印一人一本，我让大家看看，太教育人了。东姜现在有29个党员，原来那些死去的共产党员，包括我书里的老包头、王成国、李振清、李成、潘国臣、黄秀……
东姜村村民获得丰收（图6）
王艳萍：您不是党员？
姜国祥：我不是党员。但是这次写完书以后，这个89岁老党员他就强烈要求我加入共产党。我说我到任何时候都拥护共产党。我就想把这个让大伙儿看看，老百姓从心里讲感谢共产党。习近平总书记说“人民就是江山”，他说得太深刻了，提得太好了。
王艳萍：在您的记忆中，最值得回忆和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？
姜国祥：从我个人来讲，首先，对党我是热爱的，通过劳动，我有了一个好身体。虽然74岁了，但是我身强力壮，经营60亩地，我还仍然能去打球，锻炼身体。其次，从东姜走出的人里，考上北京大学一个，华中科技大学一个，浙江大学一个，有一个女博士后，在国内挺出名，对国家也有很大贡献。走出去的这些人中，副市长也有，局长也有，没有一个腐败。我们的村风挺好，家风带动村风，他们走出去以后，始终是为党兢兢业业工作，这我觉得挺好。这是千秋万代的事，给我们的后代也做出榜样，年轻人就应该学习这些人。
王艳萍：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。
姜国祥：谢谢你们。
